在延安，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四八”烈士陵园。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在最高的一排，山东掖县党组织的创建人和领导人、胶东根据地的奠基人——郑耀南，与秦邦宪、关向英、叶挺、王若飞、张浩、邓发、靳道松七位烈士共息于此。掖县和延安咫尺天涯。它们的距离很近，共同的信仰因志同道合而一步之遥；它们的距离很远，“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郑耀南离开故乡奔赴革命圣地后，再也没有回来。

郑耀南(1908—1946)，名盛宸，字德卿，号耀南。沿着郑耀南出生、学习和战斗过的地方，实地采访他的后人以及一些家乡耄耋之年的战友与知情人，追寻郑耀南走过的足迹，捡拾起了他戎马倥偬的一生。一段峥嵘往事被揭开了面纱，一个当年出走乡关的有志青年崎岖的脚印被收拢齐了，一个怀揣热血似的理想和信仰的共产党人短暂却光辉的人生被真实地还原了。

遍寻岁月的角落，在郑耀南故居，看到了郑耀南的一幅塑像，一帧照片。只见他身穿一套八路军军装，两根浓密上扬的卧蚕眉，黑框眼镜下一双坚定刚毅的眸子，目光炯炯正视前方，儒雅淡定不怒自威。而今，在郑耀南同志故居里，一株石榴树迎风开放。这棵火红的石榴树曾见证了郑耀南的成长，他和小伙伴们围着它捉迷藏，玩累了就坐在它青筋凸露的树根上有说有笑。后来它又伸出粗壮茂盛的臂膀，挥手目送着他洒泪离开掖县多次辗转北平、察哈尔、东北，直到最后来到革命圣地延安。

而今，73年过去，石榴树愈发苍老遒劲，却依然气根披拂，青翠欲滴。那一粒粒果实饱满、殷红如血的石榴籽儿，像一只只明亮的瞳孔，依旧清晰地印着他最后的背影，满树叶子随风唤着他的乳名“熬，快回家”，就像父老乡亲在殷殷召唤，呼唤英魂兮归来

1908年，郑耀南出生于掖县西障区郑家村(今莱州市平里店镇西障郑家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世代以务农为主。他的亲生父亲郑毓煊，勤劳能干，性格刚烈，是一位典型的山东大汉。一生未走出家门，靠务农养活一家老小。农闲时，也做些豆腐，贴补家用。48岁那年，一个男婴呱呱落地，给这户普通的农家带来了希望和欢乐，郑耀南三岁那年，生父去世。生母姜氏为了给儿子寻找一条出路，忍痛将郑耀南过继给弟媳马云战。养母马云战年轻守寡，但性格刚强，知书达理，励志把郑耀南培养成为一个有志气有出息的人。从小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郑耀南，果然不负养母厚望，一路扶摇直上青天，翻越关山万重，引吭一曲碧血丹心。

郑耀南七岁那年，马云战决心将自己省吃俭用的钱，供儿子读书。先是送儿子到本村念私塾，后又送到邻村上学。1919年，马云战见儿子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又亲自将郑耀南送到北障村高小念国文。在这里，郑耀南认识了他的启蒙老师孙康侯。孙康侯是一位思想开明的长者，德高望重的社会贤达。自己捐资募银，创办了这所学校，并被推举为校长。孙康侯闯过关东，去过海参崴，在课堂上采用新式教法，除了教书以外，孙康侯经常向师生们讲述他自己的经历，介绍民主革命新思想，向学生们介绍国内国际形势，宣扬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让郑耀南接触到了了外面的世界，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立志报国的思想，为他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

1925年郑耀南考入山东省立第九中学，在这儿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在进步教师爱国反帝思想的教育和中国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他的革命救国思想迅速增长，多次组织学生罢课，举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掀起反对山东省教育厅推行的尊孔读圣和毕业赴省会考制度的学潮斗争。1928年6月，在郑耀南故居的小南屋，郑耀南由九中老同学王鼎臣介绍，举行了隆重的入党仪式，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岁阴寂寂暗锁春，金谷思深未沉沦。年少宫人新入道，晓妆施与口脂痕。”“是处幽芳遍石阑，葵花中翠耐秋寒。山阴道土久不到，谁知笼归青眼看”。

生在古邑掖县这片底蕴深厚的沃土上，血肉里埋藏着这片土地特有的文化基因和性格密码，浸染着历史沿袭和现实风气。郑耀南与王鼎臣，情投意合，声气互通，在追求革命理想的共同目标下，追寻自己的理想，施展自己的抱负。以淋漓热血写下了各自的血色人生，从此汇入了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

1929年，郑耀南身份暴露，他临危不惧，在得知消息的当晚，立即召开县委紧急会议。郑耀南和王鼎臣决定暂时转移外地。一路由天津至北平，在北京弘达学院组织开展学生革命工作。不久，国民党与日寇订立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顿时群情激愤，舆论哗然，全国各地组织起大规模抗日活动。5月26日，由中国共产党党员吉鸿昌和抗日爱国将领领导的察北抗日同盟军宣告成立。民族危亡的时刻，郑耀南和王鼎臣立即决定投笔从戎，奔向塞外疆场，奔赴察北作战，去察哈尔投奔民众抗日同盟军。部队接到总司令冯玉祥将军收复被帝国主义侵占的察东四县的命令后，星夜兼程，向沽源挺进。步行急行了一天一夜，饥饿考验着战士们的耐力，听着像青蛙一样咕咕喊饿的肚子，他和战友们四下寻找能吃的野菜；山中丛林密布，即使白天也难以透射进阳光，每到夜晚宿营更是寒凉浸骨。郑耀南腿部受过伤，留下了痼疾，行走不便，又发起高烧，头冒冷汗，浑身如水洗，为了加速行军，他找来一根树棍当做拐杖继续前行——

1929年年底，郑耀南腿伤复发，不得不再次潜回家中养伤。在养母马占云和贤惠善良的妻子周秀珍悉心调理下，郑耀南病情略有好转，又投入到了掖县革命武装斗争中。

1930年秋，中共掖县县委在郑耀南家中南屋秘密成立，郑耀南当选为第一任书记。在他领导下，多数区建立起党组织。郑耀南主持创办了掖县最早的党刊《红星》，亲自负责编稿。当时，国民党掖县党部筹备成立全县农民协会，郑耀南敏锐地认识到这是把农民组织起来、利用合法形式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利时机，因此带头成立郑家村农民协会，并动员共产党员积极参与农民协会组织创建工作。1931年3月，掖县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五名县农民协会领导人，其中共产党员三名，县委掌握了县农民协会的领导权。1932年4月，掖县县委决定秘密成立特务队，郑耀南任特务队队长。郑耀南在《红星》上发表文章，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积极搞枪做一名党的特务队员。他带头动员养母卖掉家里仅有的2亩好地买了一支手枪。在郑耀南的领导下，广大党员有的买枪，有的借枪，有的到富户提枪，特务队很快发展到二三十人枪。

郑耀南在多次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展露了一个共产党领导者出众的指挥才能。 1937年秋，以郑耀南为核心的掖县县委积极筹备建立抗日武装。经过短短一个多月的努力，在掖县建立起6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抗日武装，其中郑耀南等人在平里店一带组建了“人民抗日义勇队”。

与此同时，掖县国民党人也在筹建“掖县民众抗敌前进队”(简称“民抗”)。郑耀南认为，能否团结掖县的国民党员一起抗战，是能否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为此，县委特意安排县委委员王仁斋参与“民抗”筹建，并成为领导成员。1937年12月，济南失守前夕，韩复榘军队撤走，国民党掖县政权垮台。中共掖县县委决定公开出面吸收“民抗”，组建“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担负起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的任务。经过与“民抗”的谈判，成立了5人组成的“民动”领导机构，其中共产党人占4人，县委掌握了对“民动”的领导权，掖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8年2月1日，日军侵占掖县城并建立伪政权，伪县长刘子容下令取缔抗日组织。针对形势的变化，掖县县委作出举行武装起义，消灭伪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决定。3月8日，郑耀南指挥起义军包围县城切断伪政权外援，在不放弃军事进攻的同时，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起义军一枪未发开进了掖县城。随后，成立“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郑耀南任支队长，并向全县发布了《三支队抗日除奸宣传大纲》。三支队基层设立党支部，分设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短短两三个月，就发展到三千七百多人枪，成为抗战初期胶东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打响了掖县革命根据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枪。全体游击队队员斗志昂扬，内心升腾起一束束激情燃烧的火苗，映红了心头的理想与信念。三支队后来成为胶东革命军队的精髓，更成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的基础与核心战斗力。　

在不断发展壮大三支队的同时，郑耀南等共产党人建立起山东省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掖县抗日民主政府。郑耀南领导的掖县县委以少见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组织发动了胶东规模最大的玉皇顶武装起义，推翻了伪政权，成立了胶东规模最大、人枪最多的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建立了山东省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后来组成中国人民银行的三大奠基行之一的北海银行；创建了山东省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并成为掖蓬黄、大泽山、胶东抗日根据地核心和坚强的后方基地。

郑耀南胸怀博大、包容并蓄、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积极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军政供应，改善人民生活，出台经济制度和政策，恢复和发展生产；筹建北海银行，稳定金融秩序；团结安排一大批知识分子，兴办了文化教育事业。以郑耀南为核心的掖县党组织，坚持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团结、识别、运用党外抗日人士，与他们实行广泛合作；对破坏统一战线的言行，坚决进行斗争，不断巩固革命成果。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军政供应，改善人民生活，郑耀南聘请社会贤达人士孙康侯任三支队财经委员会主任，出台了一整套经济制度和政策，恢复发展生产。三支队军需处办起了兵工厂、被服厂，保障了部队军需。同年4月，八路军鲁东第七、第八支队东上黄县路经掖县，获三支队赠送两千多套崭新的军装及部分款项和粮秣。郑耀南又聘请原青岛中鲁银行经理张玉田筹建了北海银行，稳定了金融秩序。

　　正当三支队大发展的时候，盘踞平度的国民党顽固派张金铭派人给郑耀南下委任状，遭到当场拒绝。郑耀南说：“我们是党的武装，只接受党的领导党的任命。”随后，张金铭勾结招远的焦盛卿、栖霞的秦毓堂、莱阳的刘东阳，于1938年5月，分四路对掖县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郑耀南亲临一线指挥作战，在三军、八支队的援助下，击败了顽军的进攻，保卫了掖县抗日根据地。在三支队内部，以参谋长赵森堂为首的一小撮国民党右派分子，阴谋在“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发动反革命暴乱，纂夺三支队和县政府的领导权。掖县党组织从一开始就对赵森堂等保持警醒，得知叛乱的准确消息后，郑耀南召集特支领导成员紧急磋商，火速报胶东特委，并果断采取措施将其铲除，纯洁和巩固了革命队伍。

　　1938年8月，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被整编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郑耀南任六十二团团长。郑耀南不居功不自傲，服从组织安排。但合编在三支队内部引起强烈反响，但郑耀南顾全大局，在三支队特支和郑耀南的教育说服下，合编顺利地完成。

1939年3月，郑耀南奉命赴中央报告工作，从沂水王庄出发，穿越数道封锁线，行程六七千里，10月到达延安。1940年1月，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由于长期艰苦转战和长途跋涉，郑耀南脊椎出现疾病，同志们多次劝他住院治疗，他总是说：“学习机会难得，革命需要知识，我可以坚持”。1941年4月，郑耀南的病情加重，不得不入院治疗。在延安期间，郑耀南负责的工作量相当艰巨繁重，常常工作到深夜；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郑耀南还带病坚持参加。1943年冬，郑耀南脊椎出现异常，经确诊为腰椎结核，再也不能坚持工作。1946年2月，病逝于延安。他的生命在狂飙似的奔涌呼啸中猝然断流，但精神仍在大地上化为五线谱歌唱不息。这年清明节，中共掖县县委、县政府召开郑耀南追悼大会，胶东、西海区和掖县党政军代表及群众两万多人参加，胶东区党委1946年在郑耀南的家乡西障郑家村为他树立起纪念碑，碑文如斯：“郑耀南同志参加革命十八年来，多经颠沛艰险，但坚持工作，始终如一；尤以忠心对党，联系群众，气魄宏伟，堪称楷模”。

38岁，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38岁，英年早逝，戎马倥偬的一生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幽暗的天空，电石火光间，不负韶华。然而他的身影，他的生命，他的灵魂，始终在这支军队中，从创建开始，一直，都在。

从掖县到延安，一路追寻郑耀南革命的足迹，不难发现作为个体生命，他已隐藏在人民军队的滚滚洪流之中，他的所有足迹都散落在了那个由鲜血浇灌形成的中华大地上上。在那个非凡时代，他在一张传单中、一盏油灯中、一次战斗中，将自己短暂却伟大的人生谱写成一首壮丽的史诗。他的身影，他的血肉，他的生命，他的灵魂，以自己的精神血脉与信念胆气滋养了胶东这片沃土，为红色根据地打上了鲜明纯粹的底色。他的精神一直牢牢地扎根在大地之上，扎根于人民之中，如一杆大旗，在胶东大地迎风猎猎飘扬，永远鲜红热烈如一支革命进行曲。